张丰:余光中去世留给两岸的疑问
2017-12-15 09: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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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写下《乡愁》的时间是1971年,那时两岸还处于隔绝状态。这首诗在情感上的高潮无疑是这一句:“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这句诗是虚构,因为余光中是1950年跟父母一起去的台湾,比起那些只身前往的人,他算是幸运的。(选自《大家》/江淳配图)

这句诗也是预言。到了80年代,两岸恢复往来,不少台湾中老年人回到大陆探亲,他们发现,父母就像余光中诗里所写的一样已经不在人世了。比余光中还要大10岁的郝柏村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刚从黄埔军校毕业,随学校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在上前线之前,他获得了半个月假期,从武汉经郑州、徐州再到盐城老家。他敲门,过了好大一会儿,母亲才过来开门。母亲说:“你下次回来,不要再敲门,回到自己家,要喊妈妈,不用敲门。”这是郝柏村最后一次见自己的父母。他参加了抗战,最终去了台湾。

余光中的《乡愁》,把母亲的形象与故乡联系在一起。母亲(家),故乡(地方),大陆(祖国),是一种逐渐递进的关系。这是他那一代人才有的独特体验。在他写出《乡愁》前10年,于右任就表达了差不多的意思:“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这首临终诗叫《望大陆》,又叫《国殇》,精神气质上,仍然是故乡与祖国是一体的。

于右任的苦恼在于,他想安葬在故乡,但是却无法实现,只能求“葬于高山,望我故乡”。对余光中来说,安葬在何处仍然是一个问题,“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当我死时》)这就是他这代人的死亡观,大陆和中国是一回事。他们参与了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现代化进程,家国情怀和宏大叙事,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余光中说,“我是地道的南京萝卜头”。他1928年生于南京。1927年,国民党统一了中国,南京成为国民政府所在地。1928到1937年这段时间的南京,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一方面,很多人第一次形成了“民族国家”的观念,另一方面,1931的“九一八事变”后,报纸也经常讨论日本全面侵华的可能,这又强化了人们的国家观念,那是自豪和不安混杂的时期。1950年,余光中和父母一起去台湾,这时候他已经20岁出头了,即使世界观还没有定型,国家观已经确定无疑了。

余光中从台大毕业,又到美国去留学,这是他那一代到台湾的青年典型的道路。故乡、大陆、国家之外,他又多了一种世界的眼光。或许有个域外的经历,才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痴迷。我喜欢他那首《寻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那一双傲慢的靴子至今还落在/高力士羞愤的手里,人却不见了/把满地的难民和伤兵/把胡马和羌笛交践的节奏/留给杜二区细细的苦吟……”

这是何等的洒脱和胸怀,但是,对余光中这代从大陆到台湾的人来说,李白式的洒脱只是一种幻想。余光中不是李白,恰恰是那个苦吟的杜二,这种情绪在他的《乡愁》里无比清晰。

对读过很多现代诗的读者来说,《乡愁》实在太过简单了,因而显得有点幼稚。但是,正是这样的诗,才成为真正的时代之作。还有什么能比这首诗更好地表达他那代人的感情呢?这首诗既有时间的流逝,“小时候,长大后,现在”,又有国家的梳理,“我”越走越远,而那个“故乡”越来越大,从母亲,到家乡,再到大陆。

这首诗写到不仅是人情,也是政治,它在精神气质上是属于国民党的。从充满希望,到流离失所,再到思念大陆,这不仅是余光中的命运,也是国民党的命运。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回到大陆,被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所折服,感叹一声:“我们国家现在很强,国力居世界第二位。”这就是余光中他们这代人的世界观,台湾和大陆从来没有分离过。

1980年代,两岸恢复往来,很多台湾人到大陆寻亲。那些50岁以上的台湾人,经常触景生情、他们在大陆度过了童年。这一代人,很多人因战争和苦难而死去,而活下来的人,则拥有了丰富而沉重的人生体验。他们的脚步跨越过广袤的土地,最终在他们回到故土的时候,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也不敢相信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他们的眼泪夺眶而出。寻根之旅缓解了同时也再次确认了“乡愁”的存在,他们的表现吓坏了也感染了陪同前来探亲的子女——这也让年轻一代能够感受到自己来自何方。

但是,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对大陆的认识,更多来自理念而不是经验或者情感。余光中这代人身上的“乡愁”,到了子女那一代就已经递减了,而到了那些80后、90那里,已经难以理解甚至不以为然。一个台湾的中学生写一篇《故乡》的作文,他不会想到山西或者河南,而是台湾的某个地方。“乡愁”最终成为了一个空洞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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