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一个极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2018-07-14 08: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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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家和输家

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很早就说过,之所以会有贸易保护主义,是因为它“使少数人获得很大的利益,而只造成多数人很小的损失”。

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大局观,就不能只看经济,不看政治。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既要看经济,又要看政治。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极简的政治经济分析逻辑。首先,我们要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经济变革(比如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等)会带来赢家和输家,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这些赢家和输家。接着,我们再换政治学的分析工具。这些赢家和输家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试图影响政策。政治家会听取或利用这些不同的意见,哪一种政治力量占了上风,政策就会顺风而倒。(来源:何帆工作室)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什么是极简的政治经济分析思路。最经典的案例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能够给交易双方带来好处。如果对外开放,一个国家能够获得的收益更大,胜过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但是,为什么有时候一个国家会选择自由贸易,有时候会选择保护贸易呢?这就不是仅仅用经济学能够解释的,我们还得学会政治经济的分析思路。简单地讲,贸易会带来赢家和输家,这些赢家和输家都想让政府听自己的,那就要看谁的影响力更大了,这种政治力量的均衡会影响经济政策的决策。政治经济分析,始于经济学,终于政治学,当然,政治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由此引发下一轮政治经济博弈。

“比较优势”:既重要又正确的经济学理论

为什么说国际贸易能给大家带来好处呢?最浅显地讲,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中国过去没有辣椒,也没有玉米、土豆、红薯和西瓜。有了国际贸易,才有交换,才有好吃的川菜,引入高产的红薯之后,中国的人口才出现了快速增长。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能够带来“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大卫·李嘉图提出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说,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定理中,在理论上重要的往往在现实中不正确,在现实中正确的往往在理论上不重要,要是有个经济学理论选美比赛,能够夺冠的很可能是“比较优势”理论。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比较优势。假设城里最好的律师,同时又是城里最好的打字员。她应该是专心当律师呢,还是同时兼做律师和打字员?显然,当律师能够带来的收益更高,所以她应该专注于做律师,然后请个人为她打字。这种合作的结果是,律师能够充分发挥她的“比较优势”,赚更多的钱;打字员也能从中获益,因为打字不是她的绝对优势,但却是她的“比较优势”。

把这个例子换成两个国家,假设说东方国很穷,生产什么都不是最好的,西方国很牛,能够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样样都在行。再假设它们只生产两种产品:纸巾和长寿药。西方国可以选择同时生产长寿药和纸巾,但这样做并不划算。西方国生产长寿药和纸巾都有绝对优势,但生产长寿药的“比较优势”更大,所以应该专心生产长寿药。东方国生产长寿药和纸巾都有绝对劣势,但生产纸巾的劣势相对少一些,所以生产纸巾是它的“比较优势”。最终,贸易带来了专业化,专业化带来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让大家得到了更多的产品、更便宜的产品、更好的产品。

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国际贸易?

经济学先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读读相关的经济学普及读物。 现在,我们进入政治学的世界。

尽管贸易会带来收益,参与贸易的双方都能从中获益,但贸易可能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我们再举律师和打字员的例子。假如说在纽约的律师发现,可以通过互联网,把打字等秘书工作外包给在班加罗尔的印度人,那原本在纽约当打字员的人就要失业了。他就会很不高兴,就会投特朗普的票。

在我们假设的东方国和西方国的例子里,假如东方国有一个企业能生产长寿药,它就会起来抗议,理由也很好找:要保护民族工业,要保护幼稚产业,进口长寿药会损害国家利益,等等。假如西方国有个企业生产纸巾,它也会起来抗议,理由也很好找:要保护传统文化,要维护工人利益,东方国用了童工,破坏了环境,东方国的纸巾不适合西方国人民的皮肤,等等。

我们再练习几道思考题。如果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牛肉,谁获益,谁受损?显然,澳大利亚的牛肉出口商获益,而中国养牛的农民受损。如果美国从中国进口鞋子,谁获益,谁受损?当然,中国出口鞋子的企业获益,美国生产鞋子的企业,以及意大利等国的生产鞋子的企业都会受损。

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且慢,现实可能比这个更复杂。我们刚才是按照行业来划分利益集团,从而判断哪个利益集团是赢家,哪个是输家。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美国生产鞋子的企业家和工人会一起抗议进口中国的鞋子。但企业家和工人可能不在同一个战壕里。资本是可以周游世界的,一看形势不妙,美国的资本会跑到中国的东莞,在中国投资建厂,雇用中国工人。但劳动力是很难迁移的,所以最后是美国的工人反对美国的资本家和中国的工人。我们过去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很难的。全世界资本家很容易联合起来,但各国的工人在更多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之间是竞争对手。所以,另一种方法是按照资本和劳动来划分阵营。资本和劳动之间不一定总是对抗,他们也会分分合合。“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总结一下。在修炼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动作要领就是,要仔细地区分利益集团,判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按照部门划分,或是按照资本和劳动划分,或是按照其它的标准划分,比如按照城乡划分,会找到不同的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之间会形成结盟或选择对抗。

赢家和输家如何影响决策?

假设我们已经找到了赢家和输家,比如中国出口衬衫,美国进口衬衫。中国获益的是出口企业的资本家和工人,美国受损的是生产衬衫的资本家和工人。中国也有受损的,假设这些衬衫出口企业的工人,本来是生产劳动服的,然后都跑去生产出口的衬衫了,中国的劳动服企业就不开心了。专供国内的劳动服企业就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和工人,相应的劳动服价格就会提高,要买劳动服的就不高兴了。美国也有受益者,一部分是跑到中国来投资的美国资本家,还有跟在后面获益的,比如说,美国的衬衫生产不景气了,工人都失业了,养老院里正好缺人,就能趁机以较低的价格雇用一批转岗的工人,来做护工。当然,最重要的受益者是美国的消费者,他们可以用更为低廉的价格买到中国制造的衬衫。

美国纺织行业会跑到华盛顿抗议。中国生产劳动服的企业也会跑到北京诉苦。政府该怎么办?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帮助纺织行业,可以设置门槛,减少进口中国的衬衫。比如,美国可以直接提高中国衬衫的进口关税,这叫关税壁垒;或者,美国可以说,要提高对中国衬衫的质量检查标准,这叫非关税壁垒;或者,美国可以规定,所有出口到美国的衬衫都必须拉到阿拉斯加的一个小镇里接受寒冷天气的考验,这叫欺负人。美国纺织行业可以通过贿赂政客,或是威胁政客(不同意就不给你投票),或是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说服政府。

他们能够成功吗?这取决于几个条件:首先,要是美国的纺织行业相对集中、规模不大,反而容易成功。假设美国只剩下来了七家纺织厂,只雇用了700人,但他们团结一致,告诉媒体,他们都是祖传数代的家族企业,给二战期间的美国士兵缝过军装,他们的工艺获得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你觉得政府更容易被说服呢,还是更不容易被说服?他们很可能会成功,因为他们锲而不舍,而且因为帮助他们对政客来说惠而不费,何乐不为呢?

再看看赢家的这一阵营。在中国投资的资本家已经赚了很多钱,如果美国减少进口中国衬衫,他可以把衬衫卖到别的地方去: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待吸收失业工人的其它部门看起来像是要占别人的便宜,在道义上没法占据高位。广大的消费者是一个人数庞大的利益集团,但也是最为无能的利益集团。如果政府提高了关税,每个美国人买进口中国衬衫,要多付出15%的成本,比如说原来100美元的衬衫现在是115美元。你心疼吗?当然心疼。但为了这15美元去华盛顿抗议一下?想来大部分消费者都没有这样的兴趣。

输家阵营团结一致,赢家阵营各怀鬼胎,政府就很可能会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很早就说过,之所以会有贸易保护主义,是因为它“使少数人获得很大的利益,而只造成多数人很小的损失”。所以,大家还要记住,在修炼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的时候,另一个重要的动作要领就是,要进一步去看这些利益集团会如何采取行动。他们的人数是否众多,力量是否团结,是否和其它的利益集团有结盟,是否在为生死存亡而战。这在经济学里叫“集体行动的逻辑”,即一个利益集团如何行动起来,发挥作用。回头我们专门讲讲集体行动的逻辑。

再想想另一种局面。赢家和输家各不相让,旗鼓相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赢家和输家都要讨好政府,但政府可以什么都不干。赢家和输家讨好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政府帮助自己,而是为了不让政府帮助对手。这就是一种“囚徒悖论”,大家的行为都是合理的,但最后的社会结局是不合理的。

外交上也有这种例子。假设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上有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岛国,中国想和它建交,“台湾省”也想和它建交。它最佳的策略是什么呢?当然是两边都不建交,或时而偏一边,时而偏另一边,这样就能不断地从两边都拿到援助,而自己其实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什么承诺都不用做,只管坐地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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