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飞翔:鲁迅告倒章士钊始末
2018-06-26 21: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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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与章士钊都是1881年出生,章士钊比鲁迅大半岁。鲁迅与章士钊虽是同龄人,但两人思想分歧却很大。鲁迅与章士钊的分歧首先表现在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上。鲁迅主张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章士钊则提倡尊孔读经,以“捍卫国粹”之名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双方各执己见,以至于打起“笔仗”。

  鲁迅与章士钊一度曾为教育部同事,但是一个是社会教育司的佥事(科长),一个是高高在上的教育总长,按说不会有什么交集,但是,“女师大学潮”却使两人尖锐的对立起来了。1923年,应好友许寿裳之邀,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兼任讲师。1925年初,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因不满校长杨荫榆,遂于1月18日发动“驱杨”运动,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由此引发了一场“女师大学潮”。许多教授、学者都卷了进去,时任教育部佥事兼女师大讲师的鲁迅坚决支持学生举动,这自然引起了教育总长章士钊的不满。

  起初,章士钊对鲁迅采取拉拢和说服。他派人劝说鲁迅:“你不要闹,将来给你做校长”,鲁迅断然拒绝,这让章士钊十分恼火。章士钊一看软的不行,便来硬的。他以鲁迅身为教育部官员,竟然参与学生闹事,并任维持会总务主任,支持学生对抗政府等为由,于1925年8月12日呈请段祺瑞政府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

  鲁迅被免职后,许广平等学生来看他。鲁迅靠在躺椅上说:“章士钊将我免职,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知识阶级的领袖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其实是作茧自缚。”随后,鲁迅写下了《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纪念刘和珍君》两篇檄文。文章中,鲁迅用火一样愤怒的语言斥责了章士钊的劣行,指出其是一只必须穷追猛打的“落水狗”。

  除了撰文声讨,鲁迅还拿起了法律武器。1925年8月15日,鲁迅向平政院起草了一份起诉书,状告教育部总长章士钊。鲁迅在起诉中抓住“程序违法”大做文章。鲁迅紧紧抓住章士钊违反程序和认定超前的错误,这就为推翻章士钊呈请的“免职理由”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收到鲁迅诉状副本后,章士钊作了书面答辩,答辩状甚长。章士钊罗列了鲁迅的许多不端行为,陈列了一通处置有理的辩说,但却丝毫没有诠释程序违法。他还在答辩状中详细描述了鲁迅的所作所为,认为鲁迅的言行与教育部职员的身份严重不合,暗指将鲁迅免职“实体”上是“合法”的。

  该答辩传交鲁迅后,鲁迅又进行了反辩。鲁迅说,章士钊所列诸项指控只能算教员鲁迅的行为而非官员鲁迅的行为,“在部则为官吏,在校则为教员,两种资格各有职责,不容牵混”。鲁迅反驳的另一条理由,是说他本人收到校务维持会委员委任状为8月13日,而章士钊呈免职状则在8月12日,未任先免,该罪项不能成立。鲁迅之所以能扳倒章士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平政院是袁世凯统治时期开始设立的行政裁判机关,负责弹劾和审理违法官吏,类似于前清的御史台。章士钊自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之时起,就反对设立平政院,主张官民一律受制于普通法院。正是章士钊反对设立的平政院,让章士钊输了官司。

  1926年3月16日,平政院判鲁迅胜诉。23日,平政院下达了“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的裁决书。裁决结束后,按照法律程序,还需要呈最高当局批准。1926年3月31日,国务总理贾德耀签署了给教育总长易培基的训令(临时执政训令第十三号),批准撤销教育部对鲁迅的处分。但是,实际上此前章士钊已经离职。1925年11月19日,章士钊在北京魏家胡同十三号的家被广大群众和学生捣毁。章士钊无暇顾及与鲁迅的官司,匆匆逃到天津,他的教育总长职务随之也被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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